赵楠 绘
清人汪辉祖在《佐治药言》一书中，谈其心得，有《勿攀援》一节云：“吾辈声名所系，原不能不藉当道诸公齿牙奖借。然彼有相赏之实，自能说项。如攀援依附，事终无补……总之彼须用我，自能求我，我若求彼，转归无用。故吾道以自立为主。自立是敦品励学，求其在我。”
此所谓攀援，是指“依靠有钱有势的人往上爬”。攀援又往往表现为“抱大腿”、攀高枝、找靠山。而“往上爬”的目的或为逐利、或为升迁、或为保官。为达此目的，攀援依附者往往绞尽脑汁，去逢迎侍奉位高权重的权贵。
要说攀援依附的“典型”，当属西晋时的黄门侍郎潘岳。潘岳性情浮躁，趋于势力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总是等到贾谧出门，看到其车驾飞起的尘土，就开始下拜。成语“望尘而拜”即出于此。
潘岳的母亲曾多次训诫责备潘岳应当知足，不要趋附而贪求不已。潘岳虽口头上接受母教，实际上却愈发不知足，趋炎附势的毛病始终没改。后来，权倾朝野的贾谧及贾后余党尽诛，潘岳亦被处以极刑。唐朝宰相房玄龄云，潘岳“趋权冒势，终亦罹殃”。
在封建社会，攀援依附之徒虽有不少，但亦有居下有节、不随波逐流、保持独立人格的洁身自好者。
明朝人薛瑄居官数十年，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明，刚直不阿，颇有政声。薛瑄任大理寺少卿时，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结党营私，派人给他送礼并约其相见。这对望风伺候、进誉献谀的攀附之徒而言，可谓是趋炎附势的良机。然而，王振的一番“好心”，却被薛瑄托辞谢绝。大臣杨士奇等人担心薛瑄被王振怪罪，屡次劝他前往王府向王振道谢。薛瑄正色答道：“安有受爵公朝，谢恩私室之理？吾不为耶！”当时，群臣见了王振都要行跪拜礼，唯独薛瑄行拱手礼。薛瑄当着群臣的面让王振尴尬，更让王振对他怀恨在心。后来，王振伺机报复，以“对朝廷不满”为由，将薛瑄下狱。薛瑄蒙冤，引发朝野震动，甚至连王振的老仆人亦为之哭泣。王振见众怒难犯，只好作出退让，免了薛瑄死罪，将他削职为民。时隔七年，薛瑄的冤案才得以平反，后又被朝廷起用。
由古之居下有节的先贤，联想到如今，有的党员干部为了个人升迁，把拜码头、找靠山视为“升官捷径”，趋炎附势，投其所好，甚至以融入某权势人物的圈子为荣，最终因弄权枉法、营私舞弊，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，教训尤为深刻。攀援权贵、搞人身依附乃封建码头文化的遗毒，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完全背离的。丧失人格，阿谀奉承，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向来为人所不齿。所以，对党员干部来说，“勿攀援依附”，诚可谓中肯剀切之言。
做人要有人格，做官要有官德，做事要靠本事——这应当成为党员干部的起码常识和本分。面对职务升迁，党员干部应“以自立为主。自立是敦品励学，求其在我”；应加强党性修养，不忘初心，始终恪守党性原则，忠诚践行党的宗旨；应砥砺品德，好学上进，保持独立的人格，保持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。
